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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交会-周恩来与中国第一展
广交会自1957年春举办以来，一年两届从未间断，发展至今，其规模在国内会展业已无可匹敌，堪称“中国第一展”。风风雨雨近50个春秋，恶劣的环境，僵化的体制，甚至频繁的动乱，都没让广交会夭折，这一切和高层领导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在“老广交”的回忆中，周恩来的名字会自然而然地被提起。
为广交会命名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国家建设所需的大量物资因缺乏外汇而无法解决，中国急需寻找一条扩大对外贸易的渠道。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０日至１９５７年１月９日，在周恩来的直接过问下，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在广州举办了新中国第一次大型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鉴于这次展览会的成功举办，外贸界人士建议凭借广东与港澳客商联系密切的优势，在广州举行全国性的出口商品交流会。这个建议得到周恩来的支持。从１９５７年４月１５日起，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便每年两届定期在广州举行。
周恩来不但促使了广交会的产生，而且是将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为广交会的第一人。１９５８年，在一次接见外贸部的有关负责人时，周恩来表示，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这一名称太长，既然在广州举办，干脆简称为广交会。于是，广交会这一称呼便在业内流行开来，随着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影响越来越大，广交会这一称呼也随之深入人心。
关心会址建设
广交会创办以来，数易会址，曾先后在中苏友好大厦、侨光路陈列馆、起义路陈列馆、流花路展览馆４个会址举办。
中苏友好大厦坐落在广州市北郊西村公路北边。１９５７年，第一届和第二届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租用了此大厦作为举办地，面积不到１万平方米。从第三届（１９５８年春交会）起，广交会迁至侨光路陈列馆举行。该陈列馆位于广州市侨光路２号，楼高５层，占地面积３５００平方米，建筑面积１．４５万平方米，展馆使用面积１．３万平方米，但还是很紧张。１９５８年秋，周恩来在陪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参观交易会时指出，“展馆太小，应该新建一座大馆了”。
起义路陈列馆在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日第六届广交会开幕时投入使用。该馆总建筑面积４万多平方米，展馆使用面积３．４万多平方米，展馆使用面积虽然增大了一倍多，但摊位仍显得紧张。到１９７０年秋交会，交易会场地严重不足的状况比以前更加突出：展品与样品已多达１０万件以上，展品陈列十分拥挤；谈判间奇缺，参观与洽谈相互干扰，影响效果；展馆缺乏存放展品、物料的仓库和打包的场地；展馆分散于三处，既不利于管理，也有碍参观和洽谈贸易；展馆附近没有停车场，展馆门前交通常常受阻。为了适应形势发展，交易会于１９７１年向广东省和外贸部提出了以广州中苏友好大厦为基础扩建新展馆的要求。经周恩来批示，国家计划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和财政部批准立项“广州外贸工程”，拨专款６０００万元。从１９７２年３月开始，由广州外贸工程指挥部办公室负责筹建新展馆。该馆设在风景秀丽的广州流花湖畔，即现在的广州外贸中心大楼，建筑面积达１１万多平方米，于１９７２年１０月动工，１９７４年４月建成并交付春交会使用。
制止红卫兵冲击广交会
１９６６年秋，“破四旧”之风兴起后，一些传统的出口工艺品被革命小将当做“封资修”产品，禁止展出和出口。当时有不少省份的红卫兵扬言要到广交会上“破四旧”，砸烂外贸商品中的一切“封资修”。周恩来及时指出，风景图片不能叫做“四旧”产品，石头刻章出口是废物利用，旧古董可以卖。外国人欣赏这些，我们也能换回外汇。国庆节过后没几天，周恩来又派廖承志等亲临广州做红卫兵的工作。
１９６７年春，红卫兵的造反运动轰轰烈烈。当时北京工艺品学校的红卫兵过来造广州工艺馆的反，距离广交会开幕仅有几天时间，广交会接待科很着急，万一红卫兵用大字报贴满整个工艺馆，交易会就没法顺利进行。周恩来听到汇报后，马上发来一份明码电报，要求交易会和为交易会服务的宾馆、旅店、剧院一律停止“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１９６７年春交会开幕前夕，广州武斗处于高潮时期，形势十分混乱，一些群众组织武装占领了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广交会面临无法开幕的危险。４月１３日，周恩来亲自审改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就开好广州春交会给广东省军管会和中南财经委员会并各军区，各省、市、自治区的通知稿。修改时增写了“不在交易会及其所属组织内进行夺权”一句。４月１４日清晨６时，周恩来又就此事致信毛泽东、林彪，指出：“情况较紧，而军管会又难以控制。……如不立即劝阻，对明日（１５日）开幕，极为不利。”信发出仅１小时后，周恩来便赶赴广州，亲自处理此事。到广州后，他多次同黄永胜、刘兴元、林李明、卢绪章、陈德、温玉成等有关负责人谈话，四次与广州群众组织代表座谈，并亲自到交易会展品陈列现场了解情况。经过努力，１９６７年的春交会得以正常开幕。
替广交会后勤保障出谋划策
长期以来，接待问题一直困扰着广交会。在解决来宾接待问题上，周恩来作过许多批示。１９６５年，周恩来与陈毅、李富春研究，决定由中央出钱在广州兴建一座大宾馆（即后来的广州宾馆）。周恩来对这座宾馆的建设十分关心，多次过问，并亲自批准了设计方案。在宾馆建设过程中，恰逢“文化大革命”，造反小将听说宾馆是用来接待外国人的，就冲击建筑工地，要求马上停工。周恩来得知后，马上找有关部门领导开会，采取措施，力保工程继续进行。１９６８年４月，广州宾馆落成开业，广交会住房紧张的情况大大缓解。
１９７２年秋交会时，交通工具奇缺，引起外商不满。周恩来知道后，马上作出重要批示，“轿车由北京、天津、上海临时调一些去，并带司机，同时要在广州征用军车临时服务，司机要好的，随车调用”。结果，光从北京就调来１００辆小车。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出口物资紧缺，货源受到影响。周恩来又发出指示，要求各省市领导支持广交会，把广交会办好。在他的重视和支持下，出口货源基本得到保证。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２２日，周恩来在看到秋交会第一期简报和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反映“广交会货源不足，希望有关省市大力支援”后，连续作了两次批示。２４日，李先念、余秋里根据周恩来的批示，分别召集有关单位负责人开会，研究落实货源问题。２８日，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好秋交会出口货源的紧急通知。１１月２３日，国务院批转了商业部关于增加秋交会出口货源的报告，强调出口商品一定要重合同、守信誉。由于周恩来的重视，广交会的出口货源得到了保证，１９７２年和１９７３年的秋交会，出口成交额分别突破１０亿美元和１５亿美元。
周恩来非常重视交易会的诚信、质量、信息交流等问题。１９７１年春交会时，有外商反映我们的外贸企业不能认真履行合同。周恩来知道后，立即批示：“今年春交会闭幕后，各省市、各总公司的同志不要马上走，要很好地进行总结。有一些外商指出我们不能按合同交货，贸易函电迟迟不复。各省市争着成交，成交后又不认真履行合同。我们是社会主义对外贸易，这样对外影响不好！订了合同就要按期交货，不交不行。”１９７２年４月９日晚，周恩来在广州军区礼堂接见了广交会代表。这次接见，周恩来主要强调了要重视出口商品的质量。他批评了一批质量不好的产品，并指示，离春交会还有５天时间，有问题的产品要马上撤，质量问题非抓紧不可。针对当时外贸和生产互相脱节的情况，他特别指出，广交会不仅要是一个商品交易的场所，更要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交流场所，做外贸工作的一定要了解生产情况，做到以外贸促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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